1895年8月，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。他认为新政是富国强兵的有效措施，于是在湖南奋力推行，振兴实业，开辟航运，引进机器制造，另设时务学堂、算学堂、湘报馆、南学会等，开展教育文化事业。他的儿子陈三立（散原）也以变法为己任，湖南风气一时为之大变。戊戌变法失败后，宝箴受到严惩，革职永不叙用。在这里，他的爱国主义是广义的。
陈三立继承了父亲的热爱祖国的精神。戊戌政变以后，他也受到革职处分。此后终其一生，没有再从政，但他一刻也没有忘怀中国人民的疾苦。卢沟桥事变爆发，他正在北京，忧愤成疾。8月8日，日寇入城，老人已届耄耋之年，拒不进食，拒不服药，终于以身殉国。散原老人也可以说是集狭义爱国主义与广义爱国主义于一身的。
寅恪先生曾历游各国，较之前辈，其眼光因而更为远大，胸襟更为广阔，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，涵义也就更为深刻。
寅恪先生一生专心治学，从未参预政治；但他决非脱离现实的象牙塔中的学者。他毕生关心国家民族的兴亡，关心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。
日军攻占香港时，寅恪先生正在香港大学任教，处境十分危险。他是国际上著名学者，日寇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。日军曾送麦粉给陈家，这正是濒于断炊的陈家所需要的。然而寅恪先生全家宁愿饿死，也决不受此不义的馈赠。又据传说，日军馈米二袋，拒不受，并写诗给弟弟隆恪，其中有“正气狂吞贼”之句。
寅恪先生在北京解放前夕，为什么又飞离呢？我认为，我们不应该苛求于人。我的上一辈和同辈的老知识分子，正义感是有的，分辨是非的能力也不缺少。国民党所作所为，他们亲眼目睹。可是共产党怎样呢？除了极少数的先知先觉者以外，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，这还是个谜，我们要等一等，看一看。有的人留在北京看，有的人离开北京看。寅恪先生飞到了广州，等到解放军开进广州的时候，他的退路还有很多条。到台湾去是一条，傅斯年曾再三电催。到国外去，又是一条。到香港去，也是一条。这几条路，他走起来，都易如反掌。特别是香港，近在咫尺，他到了那里，不愁不受到热烈的欢迎。但是，他却哪里也没有去。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：他热爱祖国，而这个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。（《朗润琐言》季羡林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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